[4]231因此，国家应通过法治来规范和调和社会权力的行使，规范社会组织运作，防止社会权力的异化，保护弱势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内部成员的权利不被强势的社会权力侵害。
1953年修宪时，宪法中增加了一个新的条款（第94条），其规定如果荷兰王国的一项国内立法与对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 (binding on all persons)的国际条约或者国际组织的决定相冲突的话，该项立法不得实施（shall not be applicable）。[23]换句话说，最高法院认为，根据宪法第120条的规定，任何荷兰的法院都不得以任何理由通过违宪审查废除议会所制定的法令，但他们可以公开地宣布某一法令是否与宪法相冲突。
法国和荷兰的议会和政府同样共享立法权，但是法国式的权力共享是指行政部门拥有自主立法权，而荷兰式的共享则是指议会通过的法律需要经由内阁提交国王批准后才可以生效，[60]但如同我们在上文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过去长达160多年的争论过程中，那些对违宪审查怀有敌意的荷兰人在论证他们的观点时，往往就是以法国式的三权分立理念作为基础的。[47] 与特殊的法律观相似的是，荷兰尽管拥有两部宪法性文件，即上文提到的《荷兰联合王国宪章》和《荷兰宪法》，但是荷兰的宪政秩序要更为复杂。当事人不服该判决遂上诉到最高法院，并提出，依照《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的规定，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离婚后的父母共享监护权是可能的。（4）致力于保护人权的社会成员坚定不移地、牢固地持有善的信念，并尊重他人提出异议的权利。相关讨论详见AV. Dice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0th edition, London, Macmillan, 1959, pp.39-40; Allson.L.Young,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and the Human Right Act, Oxford/Portland: Hart Publishing, 2009, pp.12-15;Vernon Bogdanor, the New British Constitution, Hart Publishing, 2009. [78] 前引（73）Roal de Lange书，第37页。
[80]该判决作出之后，议会显然也认识到了法律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所以积极主动地修改了该项法律。比如，在1985年的Benthem case中，欧洲人权法院批评荷兰参事院（即最高行政法院）在涉及公民与国王的诉讼中，并非一个真正独立的法院——国王是国家参事院名义上的主席，因此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关于公平审判的规定。要求国家允许权利享有者参与与环境有关的决定的权利（程序性权利）。
（二）原告申请停止执行，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裁定停止执行的。[25] 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7页。由该条第一项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现公共利益的职能予以高度的尊重，一方面，在诉讼中法院原则上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另一方面当行政机关提出停止执行的要求时，法院予以认可。[16]然而，为人民服务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话语，而非一个法学上的规范性用语。
对我国宪法文本进行体系化思考，必然会发现，宪法序言中所表述的国家根本任务在内涵上与宪法总纲诸规范之间存在着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可以将整个宪法总纲视为是对国家根本任务在宪法内的具体诠释。[21] 在我国学界素有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的提法。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乃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规范内涵的具体表现之一。然而，以上学说以及实在法规定并没有穷尽真理。这是我国宪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最为突出的区别之一。宪法学最具魅力的部分就是揭示它们之间在意义脉络上的相互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宪法《总纲》第二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995年8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宪法《总纲》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1975年宪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议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作为修宪者在新时期所做出的重要宪法决定之一，它与宪法的其他根本内容共同奠定了我国现行宪法规范秩序的基础。于此可见，国家根本任务与总纲之间的脉络关联十分清晰，有疑问的是，国体条款表达的是公共利益吗？若依纽曼所确立的判断公共利益的标准—— 即开放性，任何人均可接近和利用，也即不封闭也不是为某个人或特权阶层所保留——作出判断，[32]那么该条款只能是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政治性条款。
第五十七条公民必须爱护和保卫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保守国家机密。[33] 陈新民：《德国公法基础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保障这种根本规范不仅是宪法的目的，也是国家存在的目的。4、促进文化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2]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第八段与第九段亦发挥着同样的规范功能，即均可以视为是实现国家根本任务的条件或手段。第三十一条并入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规定中较为协调。[14]从以上张知本的观点可以看出，其中1、2、4与我国宪法序言中确定的国家根本任务相吻合。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是对固有意义上的宪法进行扬弃而形成的新型宪法，[29]它是在17、18世纪市民革命的推动下以及加诸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影响下而诞生的以保障公民自由权并限制统治权力为根本内容的近代宪法，即立宪主义意义上的宪法。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他说，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
据笔者考证，以人民或人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乃是世界各国宪法的通例。（4）《总纲》第六至十八条集中规定我国的经济秩序，其中包括各种经济成分——公有制经济（包括国家所有制经济以及集体所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宪法地位、自然资源的归属与利用、土地制度以及国家为保护公私财产所承担的义务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这个具体内容，我国尚未制定法律予以规范。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巩固和发展——在宪法上的确认，同时，该条款也是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在国家根本任务中所表述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之规范性要求以及第八自然段所表述的阶级斗争条款的明晰化与具体化。
从立法技术说，将该条调至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之中比较妥当。在1975年的一项判决中，法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国家根本任务是建立在充分的政治讨论以及深刻的政治远见的基础上的。相比之下，我国现行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不仅与前三部宪法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而且其本身在四次修宪中也不断地得到完善。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虽然国家根本任务及总纲中的各条款只是为立法机关提供了方向性指针，没有对何时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立法作出详细规定，但是，在近三十年的立法实践中，立法机关通过其积极作为，已经使国家根本任务的规范内涵得到比较充分的展开。
[34] 《总纲》第十三条在法性质上是基本权利条款，公共利益只是作为公民财产权的限制性因素而出现的。这种对国家根本任务抱有的强烈偏好是一个后发起国家为了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状况而诉诸宪法展现民族振兴与国家富强意愿的自然表现。
第十三条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得到充分的表露：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宪法以及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
然而，我国宪法（包括与我国相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在规范构成上有其特殊性。实现国家根本任务是国家机关所承担的宪法义务，由此义务能否推论出公民的宪法权利、尤其是主观性宪法权利，乃是宪法理论与实践中最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本文力图通过对国家根本任务条款的深度解读，以增进规范宪法学对本国宪法的学理建构。这些条款亦可视为是从正面规定公共利益的条款。为了实现这个根本任务，国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笔者认为这两部宪法关于国家根本任务的规定既不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体现，更难说它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政治意愿与政治选择。[31] 这些广泛涉及公共利益问题的规范，大致相当于德沃金所言的法政策。
其次，从构成宪法的三个基本要素，即权利、权力以及公共利益相互作用关系的角度，在国家根本任务与国家权力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在法效力上的相互映射关系中，剖析其在宪法上的根本法地位。此职责有必要包括对那些由于生理或心理上的缺陷在人格及社会发展方面遇到障碍的或者不能照顾自己的公民提供社会帮助。
因此，虽然宪法序言中的国家根本任务规定尚难以作为公民向法院寻求法律救济的直接规范依据，但其作为客观法，对法院的拘束力则是毋庸置疑的。所有的就是一种反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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